——祁斌在《经济观察报》的专访
此次华尔街发生的金融危机与之前的金融危机相比较，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呢？
祁斌：进入成熟期后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华尔街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危机。 我们来看看，这次危机和以往的相同与不同。
相同之处，所有的金融危机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从郁金香泡沫，到1929年股市的崩盘，到这次的金融风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都是这么一个过程：首先是对财富的狂热的追求，然后是羊群效应，投资者在对于未来美好的预期中丧失了理性，但泡沫最终是要破灭的，最后集体大逃亡，对社会造成沉重的打击。1929年这样的股灾，当时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流离失所。美国有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投机家，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没有什么人类历史比华尔街更加能够千篇一律地重复自己，几百年来吧，无论是华尔街的投机，还是华尔街的投机者，他们从来都别无二样，他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郁金香泡沫的时候，大家是在毫无理性的追逐郁金香价格的上涨。在次贷危机中，大家对次贷的风险也浑然不知。
最近我去纽约参加了一次会议，跟一些华尔街上专门从事CDO（担保债务凭证），CDS（信用违约掉期）这些交易的一些交易员进行了一些探讨。我问他们的问题是，CDS市场的规模已经炒到了美国GDP的数倍，你们当时难道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很多人讲，当时感觉已经是非常的不祥了，已经觉得非常的不安全了，二月份跑出来了，但是看到别人都在里面炒，三月份又冲进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可能也是一种叫同行的压力吧，但是这跟以前多少次金融危机还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瓶装了旧酒一样。
但是这次金融危机，还是和以前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看到以前的金融危机，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说南美的货币危机，都是影响了一些国家，而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播到了欧洲、到了亚洲，几乎是所有的主要国家无一幸免，程度之重也是前所未有，我们看到甚至有一些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
在这次世界五大投行有的破产，有的转行，也有的被收购，而您也曾经在美国投行也工作过，更了解投行的模式，是如何看待美国投行这种模式的？在经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或者说华尔街的黄金时代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华尔街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危机呢？
祁斌：实际上我们在反思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发现并不是投资银行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投资银行偏离了投资银行业务，也就是说，当它脱离开自己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业务时，它就面临了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未来投资银行业的发展还应该更加注重其核心业务或者应该以这个为主业。
至于说华尔街能不能够从这次危机中走出来，我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变革的速度，取决于它各方面制度的改进，包括这些金融风险控制的加强等等。如果说这些制度的改革能够比较快、比较有效、能够比较深刻的话，有可能它会在相对比较快的速度走出来，如果说这些变革没有真正做到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漫长的时间。
关于投行时代是不是就此终结的问题，未来全能银行的模式是不是会成为一个主导方式？
祁斌：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争论比较激烈。我想投行的业务肯定没有终结，还有成千上万的公司要上市，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的阶段，这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华尔街投行目前像高盛、美林这些商业模式肯定要调整，要更多地回归到它的核心业务，要降低杠杆率。并不是它们不应该去做创新业务，而是如果做新的业务，或风险高的业务，资本金的要求要跟上，风控要跟上，监管也要跟上。
全能银行是否从此独占鳌头？很难说，即便今天商业银行在收购投资银行之后，也可能会更多向投资银行转型。解剖今天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不能只看一个点的情况，我们应该看一下历史的纵深发展更有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趋势。美国金融体系在过去一百年中发生这么一个变化，1913年的时候美国股市的规模和银行存款相比大致相当，一百年之后，这个比例是9：1，也就是说一百年下来，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离开商业银行走向市场，这里是有必然性的，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从长期来看是会胜出的。任何金融体系都有其成本，我们应该借鉴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选择一个对中国来说成本最低的方向去发展。
随着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以及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一体化，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多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联合救援。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国际上能否成立一种联合的监管体系或者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组织来进行联合监管？
祁斌：此次金融危机证明，现代金融风险跨越国境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是超乎想象的，不仅跨境协调监管成为一种必然，而且对各国的金融体系自身的健康和效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冲击到哪里，它自身的体系不行马上就垮。这次看到全球的监管机构，全球的央行坐到一起共同面对，这次如果危机能带来任何进步的话，这或许算是一个进步。
我记得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最后几页的时候讲过一段话。那是在1999年，也就是9年之前，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有预见性的。他说资本市场，正在彻底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他说华尔街已经超越了国界，它的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但是监管只能够止步于各国的边境之内。他说也许只有一场像金融，也许只有一场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全球金融灾难，才能够带来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华尔街的泰坦尼克号的灾难已经发生，那么我们也看到，各国的政府正在积极地联手进行救助，那么会不会由此产生一个有效的全球监管和协作体系呢？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亚欧会议也好，20国会议也好，我相信都能够在全球各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形成寻求共识，或者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会不会产生真正长期协作一种的机制或者常设机制，我们只能够拭目以待。
如何把握自由创新与审慎监管的平衡？
祁斌：我们说鼓励创新和审慎监管之间是一个矛盾，怎么找到这个平衡点，现在大家升到更宏观的层面，自由经济和政府干预之争，两三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经济和完全的政府干预，都是怎么找到平衡点的问题。但这个平衡点在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中国怎么把握自由创新与审慎监管的平衡，我觉得有两点我们可以坚持，第一点就是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做任何创新产品就要想中国经济需要不需要这个产品，如果不需要我们就反思，如果需要我们再往前推进，这样保证它不出问题。第二点，金融创新必须走循序渐进的道路，中国做任何金融创新都是搞试点，看看有没有出问题，有没有大问题，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风险我们再推，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也有不少人认为，现在正是中国抄底华尔街的好时机，可以去海外购买一些优质的金融资产，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祁斌：我想对于金融机构这种购买、参股等等这些，它应该一套比较全面和市场化的机制去决策和评估，同时，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国际间的金融机构的参股和控股都是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讲到，华尔街它是一条小街，真正意义的华尔街是美国的资本市场，而更为本质上的真正的华尔街是美国华尔街上这批专业人士，这个数量是在30万人。也就是说，当每天黄昏，这些人离开的时候，这些人都退去的时候，华尔街就是一座空城。所以说，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一个国家的金融服务业，最核心的是它的人力资本。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就是说应该密切关注这次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格局，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加快我们人才的成长和人才的引进。
我前不久去参加美国这次金融研讨会的时候，我看到几乎在华尔街上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想着赶紧回国，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把一些华尔街的专业人士，尤其是有中国背景的一些专业人士引进到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上来，让他们来一起推动我们市场的发展，推动我们市场在国际上形成比较良好的竞争力，这应该一个机遇。
2009年，在您看来，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而言，09年最大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是什么？
祁斌：2008年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使我们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它使得我们既能从发达市场过去的发展中的借鉴经验，又有机会从其当下的危机中汲取教训。同时，危机的发生和冲击使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表大大缩短，而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又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在这个充满危机和变数的时代，机遇稍纵即逝，中国资本市场唯有加快变革和速度和力度，在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可以预期的是，在新的一年里，发行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创业板市场的适时推出、并购市场的日趋活跃、债券市场的发展壮大，以及包括REITS在内金融创新产品的稳步推出的各项积极的举措将成为市场重要的亮点。
文章出处：证监会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