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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两个解放”：一是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里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渐缩小国家权力，更多地扩大社会的权力。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国家主义者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两种不同的权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学说，国家是在社会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且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出现的；国家从社会当中分化出来，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是一种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从传统概念来说，只是暴力专政的工具。
到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给国家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国家本身不仅具有暴力作用，而且还具有经济组织作用。这就使我们的传统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传统概念，经济组织作用是社会本身的作用。但是从斯大林提出这个理论以后，经济组织作用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理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既然具有组织经济的作用，也就必然产生国家计划经济。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我们传统概念中国家的权力相当庞大。
应该说，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在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一个顶峰，干预的触角伸入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乃至家庭领域。这种干预极大地限制了私人权利的领域，削弱了社会本来应该具有的自治功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两个解放”：一是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里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到适度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从高度的国家集权到社会权力的扩大、社会自治，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一直追求的目标。正是基于此，我们常常讲：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是一切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而社会主义者应该谋求一个社会的和谐，谋求社会的自治功能。
社会权力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包括我们现在研究私权的问题，它背后隐藏的含义也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多次谈到，社会本身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组合；政治国家是我们所讲的公法或者公权存在的基础，而私法存在的基础恰恰是市民社会。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讲完这个问题后，有几位问我：你所讲的“社会”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的权力”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要从国家的权力中分化出来，要给社会自立、自治的功能”，这里面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我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观来说，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工具，组织经济并不是国家的权力。随着理论的发展，现在认为国家具备一定的组织经济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哪些权力属于国家，哪些权力应该归市场或者归社会本身。这个界限不划清，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就会出现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私人权利混淆不清的现象；根本的问题是容易出现认识问题。
社会权力是公法和私法融合的产物，是公权和私权融合的产物
社会权力是私权公法化的一种产物，甚至也可以说，社会权力是公权私法化的产物。那么如何来看这个“社会权力”？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权力是私权公法化，甚至可以说，公权私法化。
权力和权利没有绝对的分水岭。公权更多地依靠强制力，而私权更多地考虑利益。但是，如果说公权仅仅是一种公权力，私权只是一种利益，却也不尽然；公权完全可以变成权利。我们常常讲，保护一个公司的利益，实际上不仅保护了一个自然人（股东）的利益，也保护了它在社会生产中的职能。
在我国法学界，郭道晖教授最早提出了建立三种权利（力）的观念，即除了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外，要建立公共权力、社会权力。那么如何划分这三种权利（力）的界限？我们可以肯定，私权的核心是自由，社会权力的核心在于自治，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强制力。无自由无以形成私权，但是，私权已经不是绝对的了，有些私权因为具有某种共同的关系，个性越来越少，社会性越来越多。比如环保的问题，单靠国家的权力去解决不行，单靠私人的权利去解决也不行，于是环境保护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私权进一步地发展，有一些私权已经逐渐向社会权力转换。社会权力的核心是自治，没有自治无以形成社会权力。自治既可以防止私权的滥用，也可以防止公权的滥用。为什么要发展社会权力？一方面私权可能被滥用，私权滥用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所以，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作为防止私权滥用的标准，私人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可能被滥用，社会公共权力也可以很好地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
我们可以说社会权力就是扩大了的私权。我认为，私权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私权属于绝对自由的权利，不能加以任何限制。比如说婚姻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以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限制个人的婚姻自由，不能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凌驾于这种权利之上。
第二类是社会利益可以限制的私权，比如所有权。这些民事权利的行使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对它进行限制。
第三类是和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私权，或者说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比如教育权和环境权，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一种扩大的私权；这样的权利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的属性，其行使已经进入到社会公共的领域当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私权和社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某一些社会权力就是从私权本身发展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某种私法化，当国家认为不必什么都以国家权力出现、用社会权力更适当的时候，就应当弱化国家的权力，把国家权力变成社会权力。
《行政许可法》是市场管理中一部很重要的法律，其中有这么一个规定：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但通过规范公正的中介机构自律能够解决的，应当通过中介机构自律去解决。当时法制办的主任杨景宇作报告的时候也说了这一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明确了三种权利（力）的行使有一个顺序：私权问题尽量通过私权的办法解决，若解决不了再用社会力量去解决；社会力量还解决不了再动用国家的力量。现在我们越来越注意到，在市场经济当中国家不要一切都进行干预，不要直接和私权发生冲突。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公权和私权的冲突，因为国家管的太多，一切都要国家去批准，一切都要国家去许可。
社会权力的存在基础
二十世纪我国兴起了一个新的部门法：社会法。我们在搞权威性的在国外发行的中国法律的汇编时，探讨中国法律究竟分多少部门，最后决定把社会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社会法的含义我认为应该包括三个层次：（1）浅层次的社会法：保护弱势阶层。例如，社会保障法，残疾人的保障，甚至也包括妇女权益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法立法的宗旨是弱势群体的保护。（2）中层次来说，社会法就是运用社会力量行使社会的权力。（3）更高层次来说，社会法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构筑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此意义上，应该说社会法就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
那么，发展这种社会权力的主体是谁？即由谁来行使这种社会权力？国家权力由国家行使，私人权利由私人行使，社会权力应当由谁来行使呢？社会权力应当由第三种力量来行使，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日益兴起的NGO非政府组织。
社会和谐必须依靠大量的社会组织作为润滑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组织作润滑剂，完全靠政府力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政府往往与私权发生最直接的碰撞，这样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但是，目前我国社会团体的设立条件依然很严格，在设立社会组织方面比较敏感，因为社会组织搞的好可以是润滑剂，搞不好就可能变成了相反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国家要真正建立社会力量、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就必须在一定范围内适度地放开社会组织设立的条件，否则难免产生一定的社会矛盾。（本文改编自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的演讲《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题目为编者所加。）